主講人員: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黃舒楣 助理教授
講演日期:104/05/04


 黃舒楣老師現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專案計畫助理教授,以不同模式的「都市再生」為研究主題,在香港作了長時間的研究,並在香港從事田野研究的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其鄉郊進行中的食物與農業議題。

黃老師一開始利用香港新興雜誌等一般大眾流行文本,例如《Breakzine!》當期主題「種毒」,以及近來發表的獨立製作「收割、開路」,引出現代香港年輕人開始走入農田,有別於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城市金融中心。

香港政府於過去兩年開始重新討論新界東北如何再發展成為新市鎮,民間有不少反對聲浪,其中反對的原因為此政策將影響香港僅存的本地農業。香港政府面對人民對農業、農村議題的關注,也於去年提出了新農業政策來回應,認為可透過集中化高密度的方式來解決新界東北發展可能帶來的農業問題;其概念為利用高科技如水耕、垂直化發展等新農業技術方式,在80公頃內的「農業園」土地中,達到五倍土地的農業產值。除了農業問題之外還有各方的意見,即使在各方爭議下,新界東北政策還是於4/29通過了。

食物在香港成為關鍵字

 食物、食安問題在香港歷史悠久,在90年代後即開始討論。這問題和80年代以後香港蔬菜大量倚靠進口有關。此結構性的狀況,慢慢演變成政治性的討論。香港有超過90%的菜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範圍非常廣,從寧夏、山西到雲南,此供應關係演變成有點困難的政治關係;因為當在指稱毒菜從哪來的時候,可能也同時在指控毒菜產地的農夫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政治體。這一系列食安問題的討論,從農業食物生產的討論到抽樣檢驗率的討論,也慢慢演變成本土農業、食物自主權的議題。而在2009年後,這一系列的議題被推進到土地政治的議題。

根據劉海龍的論文,香港農地使用的變化,整體農地面積從接近一萬四千多公頃到現今只剩下四千六百多公頃,且其中超過八成是閒置的。在1960-80年代間,本地供應的蔬菜還有一定的比例,但在1980年代後一路下降,稻米的產量在二戰之後很快地萎縮,而在1980年代之後為零,很大程度倚賴泰國和中國進口,中產階級以上選擇多些,選購的說不定是來自台灣台東的米。

更進一步來看蔬菜農地面積的變化,在二戰之後,香港新界湧入大批政治因素的移民,這批新移民在英國政府有意的輔導之下種菜,有一段時間菜地的面積越來越來多,到1970年代達到高峰,在當時全香港的蔬菜達六成來自新界。此後蔬菜比例下降的過程中,畜牧魚塘數量逐漸上升。在此產業的變化過程中,新界居民有大量外移的現象,補進來的是來自珠三角地區的移民。

第三個重要的轉折是從1985年開始。農業在戰後經過了便宜的化肥改良農法的演進,到了80年代後,農業在香港的公共意見中,變成一個會製造汙染的產業。在當時香港的社會中,認為農業產值效率不佳,且使用化肥會汙染環境和水源,同時畜牧業更會造成水土汙染問題,加上全球開始注重環境保護的議題,香港政府開始著手一些政策,包括管制農業肥料,規定只要是農場、畜牧業都要申請牌照。在1987年,因應農業議題,農民曾包圍立法會大樓抗爭,但還是不敵興起的環保意識,在此狀況下,農民不易經營且受到的管制增加,很多人在80年代就放棄經營,形成了現今香港的農業狀況。現今,香港本地蔬菜供應不到全蔬菜量的2%,農田大部份閒置、出租給廠房擺放貨櫃,形成大片「貨櫃田」的景象,不僅視覺上突兀,也會對於周遭還在運作的農田造成水土的影響。農業在此狀況下遍體鱗傷,消失的農地變為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後大力發展新界新市鎮的基地。

新農業政策

 在《鏗鏘集──遲來的春天?》短片中,看到正在進行的農業討論相關的官員、食物局局長以及受到影響的人們的樣貌,並且這次推出農業輔導看似是最大的動作。從8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就曾小規模、試驗性的推出和農業有關的計畫,但幾乎沒有成功。在1980-1989曾嘗試處理農地問題,劃出「農業優先區(Agricultural Priority Area, APA)」,透過管制及開發審查的方式,來抑制農地快速轉用過程,但因其法律效力不夠高,不到10年就停止了。此後,隨著環保意識、消費者意識興起及農業知識提高,香港有機農業開始發展;1989年香港第一間大型有機農場──綠田園農場成立,2002年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成立,政府提供技術輔導,2005年起開始認證有機農作物。